以民为本的思想

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，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必然规律。儒家认为，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，人是最尊贵的，“人者万物之灵，”“天地之性人为贵。”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，其“仁学”的核心宗旨便是“爱人”，主张“亲亲而仁民”，在此基础上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，强调行“宽”使“惠”，认为“宽则得众……惠则足以使人”，所以要求做到“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”，并把“惠民”归结为“君子之道”，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、价值和尊严。孔子认为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如果百姓食不果腹，时处饥馑之中，还去奢谈什么社会安定，是不现实的。他还提出为了民殷国富，还须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，反对聚敛民财。

到了孟子演化为民贵君轻论。他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孟子认为，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，事关国家的治乱兴亡。因此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，认为得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心，并告诫统治者要“重民”、“保民”。他认为老百姓没有“恒产”就没有“恒心”，贤明的君主应该使人民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，下足以养妻儿，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，遇到坏年成，至少不至于饿死。

荀子认为君民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，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，因此，作为君主，必须以爱民为务。他指出，只有以民为本，方可长治久安，“君人者，爱民而安，好士而荣，两者无一焉而亡。”

西汉初期，贾谊从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摧毁的事实中，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，意识到“民为国本”的道理。他认为，国家的存亡，君主的安危，战争的胜负，无不限决于民心的向背。他的结论是，“故自古至于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，而民必胜也。”他还提出，判断君主的愚、智与否，标准不是别的，而在于观察其对待普遍民众的态度。贾谊认为，西汉王朝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就应该礼法兼用，以礼为主，而不应该像秦王朝那样专任刑罚、不行仁义。

唐代柳宗元提出“吏为民役”的观点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。他认为，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，是要为人民办事的就是现在所谓的“公仆”。柳宗元说，人民靠土地生活，生产的粮食交十分之一给官府，就是雇佣官吏为他们办事。官吏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为人民办实事，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问题，这样才算没有白拿人民给的俸禄，才是称职的人民公仆。如果拿着人民给的俸禄，又不为老百姓办事，还要盗窃人民的财物，那么人民有权驱逐他。这就如一个人家雇佣一个仆役，仆役拿了工钱却不干事，还盗窃东家的东西，主人肯定会大怒把他赶走，或者给予处罚。

南宋大儒朱熹以“仁政”为基础，提出了重民思想，他认为人君为政的关键在于得人，天下之务莫重于恤民，要求统治者和官吏要爱民如子，平易近人，他还抨击了对民重利盘剥的现象，提出了具体的恤民措施：“恤民之大者有六：曰重放税租，曰通放米船，曰劝分赈乏，曰截留纲运，曰严禁盗贼，曰纠劾贪懦。”

明清著史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“天下为主、君为客”、“以天下万民为事”的政治主张。

道家的民本思想主张与民休养生息，要求给老百姓的生产、生活以宽松的环境，役使有时，轻徭薄赋。道家的治国理念是“无为而治”。主张统治者要以无为、好静、无事、无欲的方式为政治民，不过多地干预老百姓的生产、生活。老子用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道理。“烹小鲜”即烹制小鲜鱼，最忌不停地锅里来回翻动，那样小鱼就难免被肢解。治理国家就像烹制小鱼一样，应小心以不扰民为主。如果君主和官吏总想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指使人民，改变社会，朝令夕改，百姓则无所适从，国家就动乱不安。相反，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以民为本，顺乎民意，且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，就会收到以百姓安居、富国强兵的效果。汉初统治者依奉“无为而治”之学，采取“轻徭薄赋”、“约法省禁”政策，造就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无为而治的思想的核心是为政在民，为政为民，不要扰民，让人民在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发展生产。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为政者谨记。

勤俭朴素的思想

勤劳节俭，朴实自然，不铺张，不虚夸，是一个人应有的美德。古代思想家主张为官做人一家要勤俭朴素，切忌奢侈多欲。

孟子说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矣。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”。就是说节制欲望，即使失去一点善心，也不会很多；如果不节制欲望，即使有一些善心，也会很快失去。

老子强调统治者要消除内心过分的欲望，要做到“寡欲”。他说：“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日慈，二日俭，三日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；俭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”。就是说做人要有三件法宝，要保持着、坚守着：一是慈善，二是节俭，三是不敢把自己的打算放在百姓的前头。以慈爱对待人民，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，就有勇气；处事节俭，不劳民伤财，就能财用充足；不敢自己打算在先，就能成为一国之长。君主应该“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”，不能为所欲为，不追求难以得到的东西。

墨子针对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作风和不爱惜民力财力的作法，阐述了节俭与治国的道理，提出“强本节用、尚俭抑奢”的主张。节用就是反对奢侈浪费，提倡勤俭节约。他认为对于君主来说，施政一国，一国可得到加倍的利益；扩大施政于天下，天下便可得到加倍的利益，其利益的加倍，不是来自对外扩张土地，而在于省去“无用之费”。他还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提出了节用所应把握的分寸。墨子深明“为政清廉，国泰民安；为政污贪，不战自亡”的道理，故而提出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。墨家提出的节用并不是消极地缩衣节食，更重视的是“强本”，即在节俭的同时更注重增收。强本就是要广泛地发展生产，广求经济效益，以“’兴天下之利”，供人民生活及社会发展之需。

重视法治的思想

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模式。在古代社会，重视法治尤为法家为著。春秋时期的管仲、子产，战国初期的李悝、商鞅，还有战国晚期的韩非等，都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法家主张“法治”，其学说的基本特点是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。主张要强化君主专制的政权，就要施以严刑峻法，厉行赏罚，奖励耕战，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。法家重视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，强调不依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为转移，“刑无等级”，一切皆断于法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治国智慧。

在法家看来，好利和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，面对丑恶的人性，仁义说教是毫无效果的，奢望官吏们自觉做到廉洁奉公，不去追逐私利是很难的，只有以强大的外力才能迫使人们克制自己的作恶动机，按照统治者规定的秩序来老老实实地生活。这个能使人俯首听命的强大外力，就是严的法度律令。严刑峻法，使人望而生畏，更使人不敢越轨犯法。用重刑处罚犯罪，并不仅仅在于处罚犯罪者本身，更重视的是以此对社会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。

法家主张，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好处，都应禁止；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，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。秦律《法律答问》“通一钱者，黥为城旦”，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，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。在惩治贪赃方面，重要的不是行贿数量的多少，而是性质是否为行贿、受贿。

官吏贪赃量刑有别但重于常人，对贪赃之人应施以严酷刑罚。春秋时期的楚国，对贪脏者多半以杀戮惩处。秦朝强调严刑治吏，对于不守王法的官吏，不但本人罪死不赦，而且要罪及父亲、母族、妻族。对不廉官吏处罚也是十分严厉，对行贿受贿官吏还要采用“黥刑”。他们还规定了详细的死刑措施：弃市、绞、大辟、枭首、剥皮和赐令自尽。

西汉时统治者规定，凡是官吏贪赃枉法都要严惩不贷。汉律既惩罚受贿者，也兼及行贿者。汉武帝时对犯有赃罪的，不但要全部没收家财，还要勒令加倍处罚。

北宋初建，太祖、太宗为了消除五代贪官恣横的积弊，凡官吏贪赃枉法皆行重典。“大赦，十恶、杀人、官吏受赃者不原”，把官吏贪污受贿视同十恶和杀人不赦之罪，严加惩罚。

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非常重视倡廉肃贪。他认为，官吏廉洁与否关系民心向背和国之存亡，政奢官贪会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导致统治机能的丧失。由此他立下了“杀尽贪官”的决心，“吾治乱世，刑不得不重”，非重刑决不能杜绝贪绝。他在《大诰》三编中罗列了墨面、纹身、挑筋去指、剁指、断手、刖足、阉割为奴、斩趾枷令、常枷号令、枷项游历、镯脚等各种酷刑。朱元璋在位时查办了两桩贪腐大案“空印案”和“郭桓案”，从尚书、侍郎到地方官吏，共杀了八万人之多，规模之大可想而知。

此外，古代对贪赃之人还实行“禁锢”制度。所谓禁锢，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属终身禁止其做官的制度。禁锢属于资格刑，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。早在《左传》中就有禁锢的记载，从汉至隋，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。东汉本初元年(公元146年)下诏：“赃吏子孙，不得察举。”即贪官子孙不得当官，可见贪官之贪行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。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，罪不至死者，虽遇赦，仍禁锢终身，有时被禁锢的人，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的同样的权利。后世各朝改禁锢为“永不叙用”。

贾  育  林